郭元振是唐朝排名前列的名将，也是女皇帝武则天时期最为著名的将领之一。他后来还因功被唐德宗李适列入了武成王庙，成为古今六十四名将之一。他在武周时期为抵御吐蕃侵略和治理凉州立下赫赫战功山东期货配资，后来又支持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成为李唐复国的主要功臣之一。如此巨大的功劳，也让他坐上了宰相之位。可让他没想到的是，刚当了宰相不久，他便在唐玄宗李隆基主持的一次演武被降罪，差点被宣布当场处死。结果他被李隆基下令贬谪流放，最终病逝于流放途中，让后人感到唏嘘不已。

她被誉为“远东第一女谍”，既扮得了富太太，又扮得了农妇，她可以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也可以是低到尘埃里的落难妇女。

只要她想伪装，没有什么身份是伪装不了的。

戴上伪装的面具，她将敌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将敌方的情报不露声色地传递给组织，为我党的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中共国际特工先驱、远东第一女谍，却香消玉殒在了寒冷的西伯利亚，有国不能回。

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名女谍是谁，为何会死在西伯利亚？

吴先清

故事中的女主角，名唤吴先清，在成为间谍前，她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在上学时，她最喜欢看的便是武侠小说。

她于1904年出生，那个年代，正是外来帝国主义入侵中华大地之时，她一步步的长大，也一步步的见证了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清政府的倒台、共产党的成立......

在这个动荡的年代，社会秩序混乱，吴先清最羡慕的，便是话本里会武功的大侠，这些大侠可以行侠仗义，将坏人给打跑，她也想像这些大侠一样，维护社会安定，将这些坏人都给打跑。

也正是因为这种思维，她才会在后来选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远东第一女间谍，成为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刀。

吴先清有着极强的正义感，她嫉恶如仇，在她看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先清所在的江浙地区，也被运动的浪潮淹没。

吴先清得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时，爱国情绪涌上心头，只感到天大的不公，凭什么？

于是，她组织同学一起参加五四爱国运动，5月12日，杭州各校的学生，约3000多人，聚集在杭州西湖附近的公园里开会。

吴先清站在学生的中心，进行着慷慨激昂的发言，她大声说道：“同学们，外争国权，内除国贼，这是一场划时代的运动，我们身为中国人，就应该用自己最强有力的行动，与帝国主义抗争到底，将我们的一腔爱国热情，铸成锋利的利剑，拼死去抵抗！”

说完，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与掌声，之后，吴先清和同学一起举着旗子，喊着口号，游走在大街小巷。

当然，她的这一举动也惹恼了学校，学校视她为“好闹运动，不守校规”，对吴先清进行了处罚，让她延期毕业，还处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的蚕。

尽管受了处罚，但吴先清还是没有后悔，在她看来，人活一世就是要问心无愧，在国家危难之际，她宁愿站出来扛大旗身亡，也不愿躲在后面苟且过活。

同时，吴先清的优秀表现，也被中共的人看在眼里，而吴先清也非常认可共产党的理念，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救星。

1924年1月，吴先清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她的入党介绍人，则为中共江浙地区的第一位党员徐梅坤。

同年，吴先清结识了杭州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宣中华，两人有着共同的革命理念，有着共同的爱好，就这样，志趣相投的两人，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并在不久后结为了革命伉俪。

结婚后，吴先清来到了上海工作，在小沙渡工人学校教书，除了教书外，她还负责当地的妇女运动事宜。

旧社会的上海，是各大外来势力的聚集地，繁华、纸醉金迷......这里的势力盘根交错、错综复杂，要想在这里进行革命事业，可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那时，上海的巡捕房巡警，每天游走在大街小巷巡逻，为的就是抓捕在上海从事革命宣传的中共党员，只要被他们抓了个现行，便会不由分说的将你抓进去，或是威逼利诱、或是严刑拷打，他们总有各种方式让你开口。

而吴先清便是在这样艰难的形势下，从事工运活动，可谓是险象环生，时刻都有着生命危险。

有一次，吴先清乔装好后，照常拿着传单在街头散发，谁知传单刚发完没多久，便被巡捕房的人逮到了，在被带到巡捕房审讯室问话时，吴先清面不改色的质问道：“我就是一过路的人，你们凭什么抓我？”

“有人看到了你在发传单。”

“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

传单已经发完了，吴先清的身上根本搜不出任何的证据，她这样说也是有底气的。

“你们巡捕房的人，就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抓人么，说出去也不怕上海的老百姓笑话！”

“你休要狡辩！”

......

最终，因为吴先清一口咬定自己是过路人，并且巡捕房也拿不出证据，所以巡捕房在不占理的情况下，只能将她放走。

在这之后，吴先清又组织了多场工人运动，她不畏生死，以身犯险，与当地巡警斗智斗勇，为党在上海的革命早期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出色的表现，中共上海区委指定她及四位同志为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并在1925年初的冬天，派她去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然而，就在吴先清去莫斯科深造的这段时间里，传来了一个噩耗，她的丈夫宣中华，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右派残忍的杀害了，死于上海龙华监狱，更令她感到绝望的是，自己的女儿，也受这场政治波动的影响，夭折了。

就在很多人都以为吴先清会因此一蹶不振，就此中断自己的革命生涯时，却没想吴先清化悲愤为动力，更加努力地学习，成绩突飞猛进。

那时的吴先清心中所想的是：我誓死要为死去的丈夫报仇，我决不能倒下！

在那段令她悲痛欲绝的时光里，除了学习能够聊以慰藉她的心灵，还有一个特殊的人，闯到了她的心扉，给了她极大的鼓舞。

这个特殊的人便是刘鼎，中共旅欧总支德国支部青年团书记、东方大学党总支支委、中国支部书记。

他与吴先清同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同学，再加上原来都在西子湖畔度过年少求学的生涯，所以两人之间有着许多共同话题。

刘鼎

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刘鼎想起来有东西拉在教室里了，他匆匆的走在走廊上，不经意间的一瞥，看到了教室内的吴先清。

那是怎样的一副场景啊，阳光透过窗户在她的脸上潵下余晖，忽的，她微微抬头看向窗外，风吹过，将她的发丝打乱，也将刘鼎的心给打乱了。

刘鼎走进教室，主动与她搭话，经过了解，刘鼎才知，原来这位美丽动人的女子叫吴先清，和他一样，也在西子湖畔求学，更巧的是，两人还是在同一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由于有着共同的革命理念、相似的经历，两人一聊起来，经常会忘记时间，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对于吴先清来说，在这段时光里，刘鼎就像是她心中的一道光，鼓励她、陪伴她，给了她很大的鼓舞，让她从上一段婚姻中走了出来，得以重新面对人生。

就这样，两人彼此欣赏、彼此相交，很快便确定了恋爱关系，并走入了婚姻殿堂，于1927年冬，在莫斯科结婚，结婚后不久，吴先清诞下一子，两人在苏联这边互相鼓励学习，成了羡煞众人的神仙眷侣。

1929年底，夫妻两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回国工作，临行前，两人将自己一岁的儿子送入了莫斯科国际儿童院，让儿子在这里生活，远离战火纷飞，而他们则秘密的从远东经大连、天津，重返上海。

来了上海后，刘鼎被任命为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而吴先清也在1930年被调入到了特科工作，成了丈夫手下的一员情报工作人员。

当时，中共中央下达任务，要特科人员在短时间内调查清楚外国列强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情况。

这项任务看似简单，但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活，要想调查透彻外国列强和国民党的实力，需要在上海各界安插眼线，并且最好混入内部，才能更精准的刺探消息。

当时，刘鼎带着几个特科的人员，乔装打扮成记者、船夫、包身工等各种身份的人员，早出晚归，在上海滩四处奔波，常常到半夜时分才能回家，为了安全起见，有时候被跟踪了，甚至连家都不能回，只得在外度夜。

为了侦探到全面的情报，刘鼎进行的周密的布置。

军舰旁不容其他船只停靠，但有一个例外，那便是长途航船。

长途航船可以从附近通行，为了将军舰上的炮位等布置搞清楚，刘鼎花重金雇了一艘外国商船，并带人乔装成商贩子，打着去长江口贩卖货物的旗号，大摇大摆的从军舰旁经过，并暗暗的将军舰上的布置记在心里，等行动结束后，再将军舰的一切布置画成草图。

为了了解兵营的驻军人数，刘鼎想了一个妙招，那就是通过每天运进来的食品种类和数量，对人数进行推测。为此，刘鼎特意派人到兵营门口摆设摊位卖食品，观察每日进出的人员，以及购买食品的情况，由此而推测出了营内的驻军人数。

另外，最难了解的，当数监狱中关押犯人的数量，刘鼎深知，监狱这地方，不是寻常人用寻常手段能进的，必须用特殊手段。

于是，刘鼎乔装成流氓混混，在鱼龙混杂的地方，四处打听哪里能俯瞰监狱全景，最终，一个被雇佣的流氓带路，带着刘鼎他们爬到了一个教堂屋顶上，站在这个屋顶上，能一眼俯瞰全景，刘鼎便将监狱的全部屋脊绘制成草图，并通过安插眼线或贿赂的方式，向牢监了解情况，就这样推测除了整个监狱中的犯人大体数量。

以上，只是刘鼎为刺探情报做的一部分事，就不再一一举例了。

通过他的努力，不到半年时间，刺探外国以及国民党势力情报的任务便圆满完成了，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收到他刺探的一大厚本消息时，还赞不绝口的称赞道：“在上海为立三路线暴动准备的那一套资料，真是不简单啊！”

说完吴先清的丈夫，我们再把目光转到吴先清本人身上，在被调入到特科工作后，吴先清主要在陈赓和丈夫刘鼎的领导下，负责地下交通工作。

为了完成组织上的任务，搞到情报，吴先清利用高超的化妆技巧，常常扮丑，打扮成卖水果的农妇等，穿梭在上海的街头，在国民党特务的眼皮子底下做事。

当然，扮丑需要吴先清刻意化妆，但如果是扮美的话，就不需要刻意化妆了。

为了与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搭上关系，与国民党军政重要人物构建社会关系，吴先清在征得陈赓的同意后，将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设立在了《新生命》月刊发行处的楼上。

而她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他的弟弟在《新生命》担任总务主任，并且《新生命》是上海国民党创办的月刊，弟弟也和她一样从事地下工作，弟弟能成为总务主任，正是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陈宝骅推荐的。

就这样，吴先清为了能与陈宝骅搭上线，与更多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结交，建立社会关系刺探情报，开始以贵妇人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

为了贴合贵妇人的形象，吴先清烫了当时最流行的的烫发，往自己的身上装饰贵重的珠宝，穿着得体的旗袍，一举一动之间，皆流露着上层人的华贵气质。

通过弟弟的介绍，吴先清成功的与陈宝骅搭上线，陈宝骅看着这个雍容华贵的妇人，瞬间就被迷住了双眼，带着吴先清出席了许多酒会、舞会，也让她结交了不少国民党军政重要人物，特别是“江浙派”。

在这些国民党军政要员身上，吴先清打探到了许多有用的情报，比如被捕中共人员都被关在哪里，谁叛变了，国民党要对他们怎么处置等等之类的。

值得一提的是，吴先清还在这期间，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在湘鄂西的贺龙部队，搞到了一批军火。

真是不得不让人佩服她的社交能力，以及瞒天过海，在国民党特务眼皮子底下做事的手段。

由于出色的业务能力，1933年3月，中央将吴先清调出特科，让她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担任谍报组组长。

为了建立更大的情报网，她将自己的住处，专门选择在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闵鸿恩家的隔壁。

曾与她交好的陈宝骅夫妇，经常来她家做客，让局长闵鸿恩以为着搬来的是什么大人物，出门碰面时，他还主动地与吴先清打招呼。

就这样，“公安局局长搬来了一个神秘的邻居，就连局长都要打招呼、献殷勤”的消息传遍了上海滩，也使一些好奇的国民党及租界当局的重要人物，主动与其结交。

随着结交的达官贵人越来越多，这个情报网也被组建的越来越大，吴先清获得的重要情报也就越来越多，但同时，她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

1935年6月，被派往日本东京工作的吴先清，就因身份暴露而回到了上海。

在这之后，中共组织为了她的安全考虑，于9月份时，送她去了苏联莫斯科马列学院学习。

但不幸的是，由于吴先清之前去过日本工作的原因，被苏联军官定罪为“日本间谍”，而1937年那年，正好是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阶段，那些苏联军官根本就不听她的解释，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把她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做苦役。

零下十几度的温度，她被驱赶着做苦力，所受的苦，让人难以想象。

更让人悲痛的是，苏联当局将她流放到西伯利亚后，依旧不放心，担心她是真的日本间谍，所以便将吴先清秘密枪决了。

而“日本间谍”的这项罪名，时隔多年后，国家澄清了历史事实。

如今，翻阅历史档案，我们可在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优抚局66号文件里，看到“因公牺牲”四字。

最后，让我们向隐蔽战线的英雄致敬！没有他们的牺牲，哪有如今和平的生活山东期货配资，英雄千古，永存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