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 西京研究院创始院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成都配资平台

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的，并不是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过剩，而是集中在可大工业化生产的、可贸易的部分。在大工业产能过剩的同时，不可贸易的教育、医疗、养老、高品质食品等商品和服务却仍然供给不足。这与中国以国家主导的资本积累和工业化进程有重要的关系，导致长期以来重积累、轻消费，重国计、轻民生，重供给、轻需求。

但同时我想要写这个系列的文章，大部分感情，开始时，人人都会怀抱着走到最后的美好愿望，但是相处过程中，一方或者双方就会渐渐累积失望，有时候明明还在一起，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是其实背后的感情已经岌岌可危了。要说真正意义上的断崖式分手，其实不太多的，很多时候只是其中一方没有察觉，或者在逃避接受而已。所以在这里为大家罗列一些不同星座在恋爱中会消耗感情的点，给大家一些提醒。

而造成这些结构失衡的，是要素市场中的分配问题。居民获得的收入占GDP比重长期过低，中产群体发展不够，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等等，都是长期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尽快走出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困境，必须要在分配侧进行结构性改革。在发展愿景层面，应该由过去以国家产业战略为导向的产业规划，转变为强调以提高全民收入为导向的“收入倍增计划”。定期向社会公布收入倍增计划，可以较好的提振预期、增强信心和稳定民心。这对当下处于人口老龄化加速期、经济深度转型期、社会价值观重构期，需求不足已经是长期问题的中国至关重要。

一、中国发展初期的积累型社会建构与国家资本的形成

作为一个后发的、依靠外部力量推动的工业化经济体，中国在发展初期主要依靠国家力量来推动工业化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依靠苏联的经验和支援，运用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模式进行艰难的工业化，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的工业基础相比，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也出了很多的问题。过于强调国家资本的积累而民生领域发展不足，出现了与苏联差不多一样的工农业结构失调。过多的资源集中投到了代表国家重器的重工业领域，造成了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较长的时间处于备战备荒的状态，先是与美国交战，后又与苏联交恶。紧张的战备状态让国家丧失了几十年的发展机会窗口，虽然围绕军工的重工业和基础设施有一定的发展，但存在着严重的工业结构、城乡结构失衡。所以当邓小平开始布局改革开放的时候，多次感慨浪费的时间太多了，发展经济时不我待。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状况下，主要矛盾是在供给侧和生产端，扩大需求和消费是一种奢望——蛋糕都还没做起来，奢谈什么吃蛋糕、分蛋糕。而当时要发展，最缺少的是资本，最过剩的是劳动力。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当然是要构建起一个积累型社会，以完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怎么积累？新中国初期是靠苏联援助，六十年代靠“自力更生”，本质上靠的是城乡剪刀差，通过转移农村的剩余来支援工业资本的积累。然而靠这个办法实在是太慢了，而且牺牲了广大农民的利益，解决不了大量年轻人就业的问题。反观那一时期的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1978年以前，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近7%，而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则不足2%，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存在明显落差。与此同时，城乡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长期保持在2.2-3.2倍之间，而且这一数据还不包含城市职工享受的住房、劳保以及物价等各种福利保障，以农补工的程度显而易见。这一期间，政府加国企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常年保持在30%-40%之间，在大跃进期的高峰这一比例更是一度达到47%，对私营部门的挤占强度可见一斑。

中国要构建积累型社会，必须第一靠市场化改革，依靠企业自发的积累；第二靠吸引外资，依靠发达国家输入资本和技术。但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作为一个稀缺、精致、最有效率的基础设施，也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在一个传统社会，必须依靠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来进行建构。

二、积累型社会与国家资本对债务和投资的高度依赖

积累型社会是为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做准备的，当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时候，积累型社会和国家资本动员机制的各种矛盾就会暴露出来。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为分割线。1997年到21世纪初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9年到2012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第一阶段，20世纪最后的20年，是初级工业化阶段，轻工业等满足国内日常消费品为主，是过去短缺经济的弥补阶段。第二阶段，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借助高歌猛进的全球化形成“世界工厂”产业体系的阶段，第三阶段，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借助势如破竹的城市化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内部消化过剩产能的阶段。这三个阶段，虽然居民收入占比和消费对GDP的贡献有了显著提升，但是与发达国家甚至是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依然较低，仍然表现出积累型社会的基本特征。这一特征已经越来越与中国新时代的发展格局不适应。在过去的20年间，我国资本形成也就是投资对GDP的贡献平均在40%，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而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比平均在20%-30%，发达国家则仅在15%-25%之间。2021年，我国资本形成占GDP比例一度高达43%，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7个pct。而资本转化率明显过高，必定会严重挤占居民消费需求。

累积型社会与国家资本动员机制，存在的一个缺陷是，总是周期性的产生产能过剩。因为第一，重工业占比太重，重资产、高杠杆率运营，具有较高的经营杠杆与财务杠杆“双杠杆”效应，必须不断做大规模和提高资产周转率，否则就会亏损。第二，以政府为主导，特别是次贷危机后对地方政府放权，产生了巨大的锦标赛竞赛效应。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从招商引资竞赛到投资竞赛，到发债竞赛，加大了债务和产能过剩的问题。因为在越来越短的有限任期内，新上任的地方官员不发债反而是不理性的。这一趋势在财政支出占比结构中体现的十分明显。最近十多年以来，经济建设费用在财政支出的占比持续保持在30%-40%左右的高位运行，而这是数值在改革开放前，平均值更是高达54%。与之相比，在美国政府财政支出中，40%-45%则是用于健康、社保等收入再分配领域，两国财政运用逻辑大相径庭。第三，国企的预算与风险软约束，导致即使产能过剩了，价格对供需的调节信号也发挥不出来，国企会继续生产。特别是上游产业，比如钢铁企业，高炉不能随便停，一旦停了再重启成本非常高。

这样，这个庞大的累积型社会的国家资本体系就像一个大怪兽，需要同样庞大的需求来满足以消化万亿计的工业产能。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经达到30%，但人口只占全球17.6%，消费只占全球13%左右。如此大的产能如何消化？一是对外输出，在世界消化，充分利用全球化的红利；二是内部消化，在城市化的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中寻找需求缺口；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削减落后产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降低能耗和债务。前两种途径分别代表着前述的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第二个和第三个阶段。这意味着制造业在产能过剩的环境下毛利率会显著下降中国自2015年开始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原因是无论是外部的全球化，还是内部的城市化，都已经进入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从需求侧已经很难再消化掉如此庞大的产能，只能转向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从效果来看，这一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特别是对外出口的产品结构方面，中国的大工业体系迅速抓住了疫情后贸易份额提升和能源转型的机会，抓住时机进行产业升级，成为第一新能源汽车出口大国，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转变为资本密集型的“新三样”。这个过程我们也看到了国家资本与民营资本结合的巨大能量，“国有资本搭台，民营资本唱戏”，国有资本在国内搭建了先进的工业基础设施，在海外搭建了“一带一路”。但是真正的主角却是民营企业，在今天出口的新三样中，还是完全以民营企业为主导，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个过程也伴随着与世界节奏一致的债务浪潮。债务是未来资源的透支，这意味着中国巨大的产能不仅需要当期一代消化，还需要未来一代乃至几代。如果说私人债务还有偿还的约束，国企和地方债务则是不一样的债务文化和偏好。风险大锅饭，债务软约束，国有资本或准国有资本透支国家信用肆意加杠杆，使得实体经济的产能过剩与金融体系的产能过剩紧密捆绑在一起。产能过剩的另一面肯定是………。

三、从积累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需要全面提高居民收入占比

危机倒逼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如果中国的内需起不来，对中国卡脖子的就不仅只是尖端技术和关键材料，还有一个就是需求。中国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最有效率的物质基础设施，可以快速生产出任何世界需要的一般工业品和日常生活用品，这对其它国家是很难的。但问题出在需求，如果没有需求，在发达先进的产业体系都会因为需求不足而衰退乃至崩溃，因为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就无法实现价值转换与产业循环。因此如果外贸依存度过高，过度依靠外循环来保持经济韧性，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要想摆脱需求侧被其他消费型国家卡脖子，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内需循环体系。我们倡导构建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本质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不能既让技术卡脖子，又要让需求卡脖子，不能让两头在外受制于人。

然而自从提出构建以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思路以来，却戏剧性的发现最近四年，特别是疫情后，中国经济的韧性继续主要靠外循环来维持。从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角度，外循环主要靠净出口，内循环主要靠房地产和基建。疫情危机发生初期，全球供应链出现紊乱，供给不足成了主要矛盾。中国依靠成功的疫情防控政策最先恢复了供应链，出口创造新高，贸易份额也快速攀升，在疫情危机导致消费几乎熄火的情况下，外循环起到了主要的边际支撑作用，以至于让高层产生了内循环可以去房地产化的幻觉，推出了足以杀死整个行业的“三条红线”。所以时至今日，我们感觉在房地产不仅不拉动经济，反而对经济产生拖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能保持足够的韧性，外循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今年一季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近乎一个百分点。考虑到出口链上的中小企业和较高的就业密集度，以及创汇的作用，就应该认识到在去房地产化的今天，出口乃至整个外循环的重要性。

然而要认识到，如果我们对外循环过度依赖，经济运行就会充满了较高的不确定性。一旦全球再次出现周期性衰退，出口出现收缩，那么中国经济通缩的态势将会更加严重。另外，当前外部环境已经非常严峻，虽然欧美等几个消费型经济体当前在供应链上还离不开中国，但是最近几年已经开始为脱钩断链做准备，开始兴建自己价值观圈子内的“小院高墙”。除此之外，俄乌战争、中东乱局等地缘极端冲突也在加剧国际政治动荡，全球化衰落趋势已经很难逆转。欧盟正在筹划对中国商品暴力加征关税，北约在政治上也咄咄逼人。特朗普若再次当选美国总统，不惜一切代价切断中美贸易链也是非常可能。这一切不确定性让我们必须警醒对外循环的过度依赖，加快构建围绕促进内需的国家战略和需求管理政策。否则外循环一旦萎缩或崩溃，原本靠外部消化的产能一窝蜂挤入国内，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和产业内卷，中国经济就会有陷入通缩和萧条，甚至长期滞胀的可能。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加快推动中国经济从积累型、生产型社会，转向需求型、消费型社会，提高内循环或自我消化能力。关键的一步就是开始实施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改什么结构？首先要改变收入结构，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无论是工资性收入还是财产性收入。我们现在制定的各种政策，还是习惯性的倾向于供给和生产，这是过去中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时代的习惯。但是现在中国经济已经先进的工业社会，供给和产能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需求侧，是消费不足。而需求和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前面提到的债务和资本积累过剩，微观原因则是收入占比太低。2021年，我国住户部门初次分配占总收入的61%，比世界平均值少了5pct。税前工资占GDP比例为39%，而美国人的这一数值则为54%，劳动报酬占比长期偏低这一事实已严重制约了国内消费。但这也说明………。

四、制定“十年”全民收入增长计划，放到与“五年”发展规划同样重要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以来，从1950年开始制订五年计划，主要是为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当然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到今天已经是十四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主要偏向供给侧，谋划和布局新的发展理念和现代产业政策，虽然也涉及到居民收入，但是并不是重点。在发展阶段初期和工业化还不充分时期，供给不足是主要矛盾，全力搞生产提升产能，通过国家力量提高供给能力是应该的。但发展到今天，周期性的产能过剩，长期需求不足是主要矛盾，因此应该将重点转移到需求侧，特别是有效的投资需求和持续的消费需求，全力提升内循环对产能的消化能力，既可以解决供需关系失衡的问题，又能通过高质量消费来提升民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足感。可以说消费型社会才是真正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以近三年GDP数值看，我国人均GDP大致相当于美国人均GDP的16-18%，而税后人均工资仅相当于美国的10-12%，也就是说在居民收入抬升领域，人均收入占比理论上仍有50%以上的可探索空间。

需求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再庞大迂回的投资都需要消费端来检验，否则就是无效投资。因为投资本质上就是延迟的消费。过去为了消化过剩产能，政府投资了很多低效和无效的项目。怎么检验是否有效，就是看最终能否形成有效的消费，有些是商业性的，有些是社会性的，前者能形成利润和投资收益率，后者有自己的评价指标，但无论如何消费端是最终的评价，“消费者是上帝”。从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来看，一个消费型社会是最终的彼岸，牺牲乡村与农民利益的生产型社会、积累型社会并非是现代社会。只有消费型社会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因为只有人首先成为消费者，拥有消费者的权益和尊严，而不是只是宗法社会那样国家富强的工具，才说明这个国家完成了现代化转型。目前，我国政府支出约占GDP的35%左右，其中社会性支出占比在50-53%左右，而OECD参照组的平均水平为62%。换算为占GDP比例的话，中国政府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8%，比参照组低了7个百分点。2021年我国GDP曾经达到美国的70%，但对居民退税和转移支付等只相当于美国的36%。退税和转移支付占我国当年GDP的8%，不到美国的一半，人均从政府拿到的再分配收入仅相当于美国人均的8%。这也说明我国社会保障与福利领域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可以为居民能消费、敢消费的社会环境提供更强大的国家制度保障。

2023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为44%，根据国内众多学术机构测算，我国当前阶段理想的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应该达到60%，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数据差不多在70%左右，有的国家则更是高达80%。也就是说，距我国当前44%的占比现值，未来还有最少30%多的增长空间。以2023年数据计算，这意味着可以额外释放16万亿的潜在购买力，相当于再增加30%的社零总额。如果施行，未来消费将对经济的持久繁荣与居民获得感的持续提升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认识到这些，再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需求端的长期不足，在国家战略和长期政策的制定上，应该围绕需求和消费进行长远的规划。单纯以产业规划和推动供给曲线拓展为目的的“五年发展规划”已经不能适应当下的阶段，必须围绕提升内需尤其是消费进行长远谋划，而根本的就是提升全社会民众的收入。我们过去考核的是GDP增长率，但是对于中国当下已经有大量跨境投资和出海做生意的经济体，GNP的考核可能更富有现实意义，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意味着我们的GDP统计方法，也需要适应时代需求从生产法改为支出法。最终成都配资平台，还是要制定“全民收入倍增计划”，成为与“五年发展规划”并行的指导性纲领。周期可以是五年，可以是十年，但是要围绕民众收入如何提高进行全面谋划，并向社会公开，对稳定预期和提振信心至关重要，而这是长期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